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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以及分享经济中要做的是把工具进行分享，不管是汽车、家庭、能源还是孩子的玩具都要分享，我们这边使用的资源越来越少，这就是共享经济。实际上，我们通过数字化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就可以实现零边际成本。
在目前增速下降、产能严重过剩、创新过程比较缓慢的局面下，适当地放松货币是有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推动改革，特别是 不要把眼睛盯在宏观政策的放松上，而忽视甚至放弃实质性改革的推进，改革确实是必要的、紧迫的。
中国已经告别了低成本发展阶段，已经进入了一个成本不断提升的新的发展阶段，劳动成本在快速提升，环境成本在快速提升，各种财务成本也在快速上升，中国企业之所以感受到了困扰是因为市场和成本的变化。
互联网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互联网都是一个放大器，最核心的东西还是需要靠我们原来的专业推动。
《第三次工业革命》、《零边际成本社会》作者，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
Marshall Meyer（麦马啸）发表题为《高速的管理创新：中国的下一个出口》
尽管我们经济会有一些短期的波动，但是过去5年发生的变化确实是一个增长阶段的变化，它更不可能回到过去10%甚至8%这样高增长的轨道。
一是高投入要触底，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第二就是减产能要到位。第三个条件是新动力的形成。我们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最重要的特点是整个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比过去大大增加。
我想更重要的还是要推动改革，特别是不要把眼睛盯在宏观政策的放松上，而忽视甚至放弃实质性改革的推进。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很可能贻误时机，但是这个时间确实很宝贵，所以说到底，改革确实是必要的、是紧迫的，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实质性的推进。[详情]
咱们要搞市场经济，就得适应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情况，而且这还不可避免。但是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熨平波动，但不可能完全消灭波动。人的本能和市场机制等等决定了，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防过热，防的不是过热的那点事，过热的时候没事，大家多高兴啊，我们真正防的就是现在这点事，也就是这么多的产能过剩。
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不管是7%还是8%，这都可以辩论，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光靠旧的需求，而是靠新的需求、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新的产业。[详情]
一个要适应于我们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第二，服务业市场开放是一个全面的开放；第三，形成以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新格局牵动影响转型增长的全局。
一个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以市场垄断。第二，推进服务业市场的便利化改革，使社会资本可以进入相关的服务领域，促进服务领域的市场活力。第三，要主动放开服务业市场的价格，我们服务业市场价格应该说在很多的方面还是行政垄断的。
我们服务业市场开放应该说包括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的政策性、体制性的结构性矛盾。服务业市场开放关键是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详情]
我们赶上了内外两个新趋势，外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由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们顺应了这样的一个大趋势继续新的变革、新的开放，因而我们分享了世界冷战结束之后的和平红利。
第一，市场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们继续前进的一个突出问题。第二，最近十年中国城市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三，这些年政策开始进行必要的调整，对各种乱作为的公权力进行限制，对于各种乱消费的公款消费进行限制。第四，就是外部市场变了。
第一，新的动力正在积蓄，人口质量的红利正在积蓄跟释放当中；第二，全面改革的红利正在积蓄跟释放当中；第三，深度开放的红利正在积蓄跟释放当中；第四，万众创新的红利正在积蓄和释放当中。[详情]
管理创新对于一个公司而言是全新的东西，二是它打乱了已有的现成的做法会让大家感到不太舒服。同时因为它是新生的事物，而且让大家感到不适，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
在老的管理系统中，每一个工人都是一个单元，这样的体系已经无法衡量整个市场，而现在新的体系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或一个点子，可以把它卖给市场和投资者，通常是卖给风投，风投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第一，每个人都想按照市场上的最佳模式来，不要这么做。因为做追随者永远都是追随者，你要做创新者、领先者。第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要不断地依赖于管理的创新，而管理创新的速度也格外关键，比内部的协同更为关键。[详情]
中国目前实际上正在对四个癌症做手术：一个是腐败，一个是污染，还有一个就是过度的地方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产能过剩。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容错机制，我们必须要拥有，这是两个必须要跨越的槛，一个就是股票市场医疗器械企业，还有一个就是破产。破产我们比较熟悉，朱槠基当年改革的时候关停并转，然后再投基础设施、上市，这就是破产机制，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将它制度化。
西方的市场经济有三个秘密武器。就是市场竞争，这个秘密武器是我们衡量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问责，不仅仅是要用投票来问责，还要用脚来投票，用钱来投票，用市场来投票。还有一个就是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不仅是硬的基础设施。[详情]
移动互联网起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把中国的文化和国外的视角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思维上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机会。
软实力作为国家的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关键的是文化和价值，以及它在文化价值中所产生的巨大的能量和动力。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文化价值，它的亲和力，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一个企业核心文化对我们来讲变得很重要。
家庭教育的影响以及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国社会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验，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互联网新媒体的影响，多元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企业的软实力至今为止还没有完全真正地得到展现，与中国的硬实力有很大很大的差距。[详情]
城市化宏观来讲是一个社会变革，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变革，同时人类是一个最复杂的制造，人类社会如何把城市建好，实际上是最艰难、最需要谋篇布、最需要智慧、最需要精雕细琢的过程，但是我们微观跟宏观来讲过去十多年都谋得太少，动得太快太大。
有全球供应链，有模块生产，有生产设备的不断智能化，才有了我们20年的中国快速增长，因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是在全球供应链的展开的这个中间。但是中国的工业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收敛的过程，这个结果是收的，我们工业4.0上来更要加速这个收敛。
中国实际上有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就是我们的生活服务，我们维持生活的高端生活文化产业极其缺乏。还有医疗，高等教育等很多很多。[详情]
工业革命计划中讲到大众领域、大行业、大项目，同时也有15个创新中心，预计将在未来十几年中逐步成立，国务院也决定带头推动这些项目，但是我认为最后还是应该由市场和企业来主导。
产品的生命周期有很多的空隙需要我们来填补医疗器械企业，在供应商跟生产商之间都有很多的空隙，我们必须要有效地填充它们。其实工业4.0并不局限于生产，它还包括开发、运营和服务，覆盖了整个工业链。
我个人认为，工业4.0跟大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它来帮助工业4.0，最重要的就是产品。产品实际上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服务的整合，我们不能仅看生产，还要看产品本身。[详情]
我认为它是一种心志，创新需要有正确的心态、需要正确的思维模式。第一，你要敢于失败。第二，勇于发问。最后，要有铜豌豆的精神，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中国在快速地接受分享经济这个概念，比其他地方都要快。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概念是欧洲、美国先来的，但是我相信现在中国因为技术的进步，同时我相信也是中国最具有创业精神，这两个原因使中国成为最为快速地接受分享经济的国家。
我们谈那么多，有一个问题被忽视了，就是谁来做。这几年我一直在观察，因为顶层设计这个词变得重要起来了，我发现从中央到地方谁都在做顶层设计，每个人都在做顶层设计，中国现在大家说得多做得少，甚至没有行动。
国企跟地方政府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动静，外资也没有动静。民营企业除了互联网这一块还有一点动作，其他没有动作了。我觉得这需要分权，政府赶紧向企业分权，官僚机构手中那么多权力没有用赶紧给企业，国有企业要推动市场化。
物质机制跟道德要一起来，我们现在太强调道德了。但还是要有足够的物质制度，不能讲过多的道德，道德过头了物质没有反而导致未来更大的腐败，所以我觉得要改过来。
应当把改革当中的试错跟腐败分离开来，允许干部在改革过程当中犯一点小错误，这个不是腐败。摸着石头过河允许犯错误的空间，现在不允许你犯错误，一点错误不能犯，那你怎么样改革，我是觉得迫切需要把改革的过程当中的试错跟腐败分开来。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美国外交委员会委员、前美林银行副总裁、上海纽约大学创新与创造力国际顾问委员会董事长
经济转型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型，过去主要是关注GDP的增长，以后不能这样做，我们看到的总理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不要讲GDP了，我们不那么关心GDP，因为GDP之外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关注的。
如果说一个企业重组实际上是惩罚投资者做的错误投资决策的话，这个肯定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不让这个企业破产，而是出手来救这个企业，然后所有的这些投资者不会因为他做了错误投资，投资不好的公司而受到惩罚，而这些企业就永远不会消失跟失败，他们就会像僵尸一样，你必须增加投资来解救他。
模块生产的方式、全球的供应链、IT技术的发展使设备本身不断智能化，制造业向全球延伸供应链，超越国界，这就使制造成为了一个在哪儿都能干的事。工业的价值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不断下降，中国正是碰到了这次的机会，正好和改革开放时代相吻合，从而造成在中国的努力和不断挑战下我们成为了一个制造大国。我对4.0的理解就是在中国这个基础上植入了物联网和大数据。
传统的汽车制造行业已经受到了外界数字技术的冲击，作为生产商和制造商，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我们在学习如何和新的数字技术共存，这些技术对于现有的市场是有扰乱性的。我也非常期待这样的变化发生。因为这会给我们一个重拾自己的机会，重新打造自己的机会，我们能以初创者的角色来面对这样具有扰乱性的变化。[详情]
德国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小企业，他们在某一个领域有非常高的专业技术，他们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有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而且有钻研的精神。可能我们国内目前缺乏这种“钻”的精神，当然国内也有很多优秀的企业。[详情]
对于这一波工业革命，我在这里提三点建议。一是我认为中国的策略应该是一个追随的战略，不是一个领先的战略。二是我个人认为应该让企业成为这场创新的主体，就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三是可以采取并购基金的方法，直接借船出海，收购海外的研发机构。[详情]
德国、中国可以合作推动工业4.0的发展，而不是一个国家做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国家照着做或者追随。我个人的观点是工业4.0不仅局限于制造和生产。我们要打造一个“互联网+”的平台，这实际上也是工业4.0的目标。这里面不仅是用互联网做优化和自动化，光有这个还不够，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还要更进一步。我想强调一点，从传统工程到智能工程的转型，是不局限于生产的。[详情]
关于企业创新创业的生态问题，如何打造一个优质的生态体系，如何打造在这个生态体系下人和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真正放心地去创业，这是我们每个人所遇到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中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一定会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传承下去，也一定会通过文化贸易向国外传播出去，这既构成了下一阶段年轻人创新创业的大的生态环境，同时这本身也会是各位创新创业非常有可能大有作为的领域。[详情]
创业精神主要有三个阶段，一是开始你必须要自己站起来，希望来做；二是开始建立的这个阶段；三是开始扩大规模。每个阶段个体的因素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都很重要。[详情]
无论是创业也好、做职业经理人也好，那些最基础的素质是完全类似的。当然创业更强调的是创新、更强调冒风险等等。但我相信很多职业经理人身上是具备这种素质的。[详情]
我了解到新生代美国人的想法是什么，但同时我也了解新生代中国人的想法。我要和你说的是美国新生代的人不愿意冒险了，他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中国必须要努力争取。所以这样的思维状态能够让中国在任何方面，比如说创业到创新这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详情]
首先，互联网是平台、是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连接；其次，“互联网+”离不开通讯；最后，不要过分神化“互联网+”。
互联网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它虽然连接万物，却连一个水杯和一粒米都生产不出来，所以不能过分神神化。它解决的无非是信息问题，但信息误判时后果也非常严重。互联网不能包办一切，我们永远不能停止物质生产。[详情]
以前传统金融业没有顾及到一些人群，比如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现在加上互联网可以做网贷和众筹等，这都不难，毕竟银行卡有多年的消费数据，要评估客户信誉非常简单，开通网银就可以了。所以，“互联网+”只是基础设施和工具，它撼动不了传统商业银行的地位，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控制风险。[详情]
虽然我们不能脱离互联网，但互联网毕竟只是一个平台、一双翅膀，如果我们天天只拜神而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光做线上不做线下，只做虚拟而做不好实体，即使再“+互联网”我们也只能在家饿着。[详情]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一个平台或工具，是为了帮助人把事情做得更好。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要成为优秀的一员，就需要通过互联网来告知世人或者连接世界，这就是“互联网+”——但首先自己要足够优秀和出色，否则那个“+”也就没有意义。[详情]
网络化时代，每个人的手机就是一个终端的平台，它让人类即使分散居住也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沟通与协作，从最开始的传递声音到现在的模拟化身形，功能越来越强大。“互联网+”这种新形态转变了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详情]
互联网本身已经不是一个技术了，它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的实时互联，中间用到大数据和通信等各种的手段。互联网的核心就是人，要解放人的效率，让每一个单点的人都成为世界的中心。[详情]
“互联网+”的难点在于政策，政策总是跟不紧互联网时代的变化。在“互联网+”这个时代，创新创业离不开政策支持。很多既得利益需要新的政策来重新调整，才能释放出原有垄断体制下被限制的潜能，给经济注入活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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